1934年4月初，我从省委回来后，经过盐山到了庆云县，正碰上国民党县政府急如星火地催促老百姓挖马颊河。这马颊河是冀鲁平原上的黄河故道，自西向东，流入渤海，数百里长的河道，大部分流经山东鲁北地区，只有二三十里河段经过当时隶属河北省的庆云县境南部。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当时正值麦苗返青，也是农村送肥整地准备春播的大忙季节，老乡们送粪的送粪，整地的整地，都在为生存忙碌着。可是国民党县政府发布的挖河命令，要每户必须去一人，如不去人，每户每日必须交一元钱，加之挖河要加宽加深河道，不但要毁掉大片麦田，而且要毁坏相当大的一部分河滩好地，使得连年遭受灾荒，无粮糊口，生活十分困难的穷苦百姓们，更是雪上加霜冻，苦水泡黄连，怨声载道，叫苦不迭。而县里、区里的大小官吏，却可借此机会，大发横财，不但将征收的钱装入腰包，还可以借修河名义向上面要一部分钱，这对他们来说，是县区可以互相分肥的美差，横竖还是老百姓倒霉。
面对国民党县政府的暴政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群情激愤的广大百姓，庆云县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团结一心，搞一场抗暴政、抗河工、反对反动当局的斗争。当时，庆云县党的力量在津南铁路以东各县党组织里是最强的。县委主要成员是：县委书记胡恒熙，组织委员邸玉栋，宣传委员范廷俊，军事委员胡盘河，团委杨德然。县委下辖5个区委；城西杨庄子区委，区委书记杨德然兼；城北区委，区委书记胡林晓；城东区委，区委书记张玉峰；城东南区委，区委书记武大风；城南区委，区委书记张笃骞。
为了领导好这次抗河工斗争，4月16日晚，县委在庆云县城东区张家村张玉峰家里召开了县委扩大会，有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形势：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发动侵略上海战争，在北面则步步逼近平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怒涛席卷中国大地。就在靠近津南地区的冀中高阳、蠡县先后发生农民暴动，同年保定第二师范发生学生暴动；在大江南北、西南、西北的苏区根据地，英勇的红军在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今天在庆云，国民党县政府把人民逼上梁山，眼看一次大的反抗运动就要爆发。现在群众反抗情绪高昂，似如干柴，只要我们因势利导，一点儿火星就着。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形成了如下决议：第一，马颊河大部分在山东境内，挖河对山东有好处，山东省应该拿钱赔偿河北省河段被毁掉的两岸麦田和土地损失，并花钱雇佣劳动力挖河；第二，如果河北省同意挖河，应该由省里拿钱；第三，要问庆云县老百姓要不要挖河，那只有很简单的一个答复：“不挖！”会议最后还决定4月18日在庆云县城东北东林庙会（正在演戏祭神）上，召开全县群众大会，要求各区委通知党员带头都去。联络办法是采用了传鸡毛信的方式，即写一个条子上面粘了一根鸡毛，每个接信人见到就另多写几张，用同样的方法散发出去，只需半天功夫就可以传遍全县。
随着鸡毛信的秘密散发，广大群众的奔走相告，人民的情绪越来越激昂，斗争气氛越来越浓厚，同时也惊动了庆云县反动当局，他们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密谋对策，开始了镇压。17日，他们先在城南板打营村附近逮捕了张笃骞，18日拂晓又在城北龙王庙村抓走了胡恒熙，并把他们两人关进城里监狱。
东林庙会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庙会，距庆云县城30来里，一不靠村，二不靠镇，是在一个大漫洼中，但规模不小，赶会的人很多。18日早上，我们已经得知胡恒熙、张笃骞被捕的消息，上午便在庙会的一个卖包子棚里，召集区以上负责人开了一个临时的紧急会议，决定首先组织发动群众到城里去请愿，把胡恒熙、张笃骞二同志要出来，要求取消挖河，取消苛捐杂税等；并以我的名义写了通知，派邸玉栋通知各县委、工委要做武装暴动的准备。根据各地的力量，如果庆云县发展成暴动，收缴了全县民团、警察的武器，就可有300多支枪，再加上盐山县委、沧县县委，很快可有上千支枪；如果隐蔽活动，就在胶济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活动起来，让敌人摸不清底细。为了开好大会发动群众，会议又决定派庄科村党的负责人肖卓之去和庙会会头交涉商量，临时把戏停下来，利用戏台召开群众大会。
此时，庙会上已有100多个民团在民团团长胡振国指挥下，将会场团团包围起来。我们见状立即布置了一个反包围，对每一个民团，我们设3至5人围住他、监视他，他们谁要敢动，就立即下他们的枪，缴他们的械。同时又在戏台的台上台下组织了20多个大小伙子，推举胡林晓同志上台讲话。胡林晓刚上台讲了几句，带着十几个兵围在戏台下的胡振国就跳上戏台，进行阻挠，不让胡林晓讲。正在这时，一个同志带着几个壮小伙子涌上戏台，一膀子就把胡振国扛到了一边，他那几个喽啰兵，也被一群大汉包围起来。这时台上的同志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从不该挖河的理由，讲到要来开群众大会的两位代表胡恒熙、张笃骞被国民党县政府的无理逮捕，以及武装民团包围会场企图阻止开会的反动行径等等，群众越听越气愤，群情振奋，齐声高喊：“把人给我们放出来！要他们放出人来！”台上的同志看到群众已被初步发动起来了，便又进一步进行号召：“除去做买卖的留下外，其余人都到县里去把人要出来！走！！”随着台上一声“走！”真是一呼百应，台下群众满腔愤怒如火山爆发，再也压抑不住，众人高喊着：“走啊！走啊！”像大海里被台风刮起的浪潮般，朝着县城方向涌去。
看着黑压压、怒不可遏的人群，胡振国所带的100多民团被吓得不知所措，谁也顾不得谁，人人拖着枪拼命向县城鼠窜而逃。
我们接着又组织了几十辆自行车，到去县城沿路附近各村继续动员群众进城。将近中午，人们到了县城西门外。这时逃进城的民团，把城门关得紧紧的。我们组织了约300人的敢死队，来到城门跟前“一、二、三”一叫号儿，一齐用力一推，七八寸厚包着铁板，里面拴着直径1尺圆柱子，还有二三十个民团扛着的城门被推倒了。愤怒的人们缴了几个阻挡前进的民团的枪，如决了口的江河，一涌而进，势不可挡，直奔县府而去。
庆云县城只有东西两门，进城后我们在两门各派20个大汉，他们走家串户找来木棒作武器，把守城门，只准进不准出。另外在警察局、民团总部都派了四五十个大汉持棒把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余大部分人都涌向县政府，将县政府三面包围起来，并进入县衙院内。这时院子里大堂门口，仍有几十个警察守着，大批的小伙子就都紧贴他们身边，使他们想动也动不了。请愿的人们当场提出了8个条件：一、立即释放胡恒熙、张笃骞，并向其道歉；二、取消挖河；三、取消印花税；四、……其他等等。群众要县长出来谈判，县长吓得早已藏起来，有个科长，出来冒充县长。反复几次交涉，群众越来越多，群情越来越激愤，许多人手持扁担、棍棒，恨不能闯进衙门内院，打它个人仰马翻。县政府的人看到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作一团，也顾不得多考虑了，马上答应了8个条件，并签了字，盖了章，立即释放出胡恒熙、张笃骞二位同志。
胡、张二同志被释放了，请愿条件答应了，抗河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二三万情绪高涨的请愿群众扛起刚被释放的胡恒熙、张笃骞，由敢死队维持着秩序，列队一面游行，一面高喊着口号，兴高采烈地到西门广场开庆祝大会。在临时会场上，早有人在临街铺子里，架出几张方桌作为临时讲台。会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振奋、扬眉吐气的老百姓人人喜笑颜开，挺起了腰板。国民党县党部里的“要员”们不敢露面，都躲在房里从窗缝往外偷看。大会在总结庆贺抗河工斗争胜利的同时，再次号召全县人民要团结起来，并订出各村相互增援联络方法，即军警到哪个村抓人，哪村击鼓报警，各村都要派人增援；取消警报，以鸣锣为号。大会最后做出了第二天去板营马颊河集合，到河道工地游行的决定。
19日这天，板营镇人头攒动，人声沸腾，来参加大会的有城南、城北各村的群众，有扛着铁锨、扁担在马颊河挖河的民工，约有四五万人。平日倍受警察欺压的百姓们，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不但全部收缴了镇上警察的40多支枪，还把巡官揪出来打了个半死。这次大会是由胡恒熙以全县罢河总指挥身份亲自主持召开的。他向群众传达了昨天打进县城的胜利和国民党县政府答应的八个条件，并进行了一番演讲。此时马颊河两岸人山人海，欢声雷动，群众情绪随着大会主持人的演讲，愈发高涨激昂。最后大会宣布了20日上午在城北严家务集上开大会的的决定。仍沉浸在兴奋之中的广大百姓们，欢笑着、议论着，带着胜利的喜悦，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离开会场，各回家园，期待着一场新的斗争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