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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举 义 旗 刘 格 平

【时间:2016-11-23】 【来源:庆云县政协网 】

刘格平(1904.8~1992.3)。男,回族,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人,大地主家庭。14岁考入军校,参加过“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在津南传播革命火种。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冬,在庆云杨庄子建立鲁北第一个党支部。1925年至1926年,在庆云、盐山、南皮一带创建“津南农民自卫军”,这是我党领导的中国北方较早的武装斗争尝试。1928年春,又以庆云为中心建立“津南革命第一支队”,这是共产党创建北方苏区的又一次武装尝试。1934年,领导了庆云县马颊河大罢工。刘格平是津南、鲁北共产党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也是创建革命武装和创建北方苏维埃最早的,影响最大的领导成员之一。一生三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参加革命初期的1924年被北洋军阀逮捕;第二次是1928年6月在组建“津南革命第一支队”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判刑3年;第三次是1934年领导马颊河暴动时被捕,坐监长达10年,1944年刑满释放。出狱后曾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委书记、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山西省副省长等职。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少数民族首席代表、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八大、九大中央委员。
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一)
1926年刚过元旦不久,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份来自直隶省庆云县的电报。拆开一看,是张隐韬同志发来的,他要我马上去,说已搞了一支武装。我立即找到于方舟,报告了这一消息。他们想派几个人跟我去,我说先去看看再说。我就坐火车到沧县,又坐轿车到了庆云县,看了一个大队。这个大队驻在庆云县城西关,有300来人。我看这个大队的领导里面有几个熟人,就初步了解了一下情况。知道还有两个大队驻在旧县镇。这支队伍刚建立起几个月,主要活动在乐陵县北部、南皮东部、盐山县南部、沧县东南部。学习材料很少,只有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宣言、《新青年》等。队伍中新发展的中共党员很少,只有几个人。缺乏对农民的一套政策,只是听说彭湃在南方搞农会,减租减息。我们那一带地主是很多的,如南皮县的张之万家,有几百顷地。农民只能佃地种。地主剥削得很厉害。组织农会还可以,组织雇工会就很难,太分散。部队新建,没有专门的政治工作组织,只有一个宣传小组,也只是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这几个口号,很受群众欢迎。讲到国民党,群众还知道孙文、黄兴等,但对共产党,群众比较生疏,所以群众工作难度还比较大。但也有群众知道共产党要平分土地、平分财产,受到欢迎。另外,部队成分复杂。战士大部分为贫苦农民青年,觉悟不太高。军官复杂,较好的是张隐韬从史可轩教练所借来的人,经过一些政治教育。另外有陈秀福在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弓富魁部借来的一部分人。还有在沿途收编的地方民团和散兵游勇。
我住了3天,旧县镇派人送来一封信,是陈秀福要我赶快去一趟。我刚到庆云县城,就知道张隐韬去了天津。据来人说张隐韬去天津还没回来。他们派了几个骑兵,护送我到旧县镇去。我在庆云县城还了解到,张隐韬终于找了陈秀福来合作,虽说我提醒过他。驻庆云县城大队的大队长,就是陈秀福的侄子,他原在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弓富魁部当连长。陈秀福是庆云县后陈家人,老国民党员,在县里发展了几个上层人物为国民党员。他在国民二军当过参议,属于政客,专门在北洋军阀上层里跑。我们这些人和他闹不来,也闹不过他。张隐韬和他也不很搞得来,我到旧县镇再看吧,不知他有什么打算。
庆云县城(旧县城)到旧县镇,大约有60华里。沿路村庄稠密。这一带是产棉区。时值冬末,地里很少有人。路是土路,几匹马跑起来,带起一道道尘土。从路两旁的房子看,大多数群众是很穷苦的。除少数院落比较整齐,是砖瓦房外,其余皆为土坯房,而且很破烂。我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赶到了旧县,知道张隐韬还没回来,就先去找陈秀福。一见我,他就说:“欢迎!欢迎!”稍微犹疑了一下又说:“隐韬他用‘快邮代电’发到全国,把这支队伍改名为农民自卫军。唉,就等于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好像他有点恐惧。我说:“这怕什么?你不是赞成共产党吗。国民第一、二、三军也都表示赞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说:“北方还是落后,怕有些人接受不了,我们队伍人枪是很少的。”他面色有些缓和,又接着说:“拜托你到盐山国民第三军门致中那里去做做工作。南面的张宗昌,还隔着远呢,不足怕。”我答应第二天去,顺便回堤东村了解一下刘子芳他们团的工作如何,能不能配合这支部队。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两个人骑马回到了堤东村,找到了刘子芳他们。这一时期,天津小于和他们联系,有时给他们寄些材料来。我们见面,谈了一些情况,他们说对于这个部队,没有什么联系,但看到一些标语、传单,认为他们是国民军的一部分。我向他们说,这支部队里面有我党的领导。看到团组织已经扩大,团员已有50多人,于是,我提议建立团工委,刘子芳任工委书记,王俊峰管宣传,刘景泉管组织,又增加汉族青年长工马田任工委青年委员。把发展的十几个团小组,都改为团支部。军事小组由刘景泉负责。他们有一部分枪,表示有把握发展一支武装。这一带枪支是很多的,地主武装民团、警察、盐警、土匪及贩私盐的等等,附近几个县,差不多就有上万支枪。只要把党团组织建立好,组织起群众和土豪劣绅进行一些斗争,建立一支基本武装是可能的。而且这些武装,一定会为革命者所有,我也告诉他们可和庆云这支部队进行联系。
从旧县镇到堤东,是25华里。从堤东到盐山是20华里。在堤东刘子芳家里吃过午饭,我就赶到了盐山县城,找到了国民三军门致中旅驻地。我派随从骑兵告诉大门口的警卫,说我们是从旧县镇来的。这时,大门口的警卫增加到了一个班,个个枪上刺刀,真有点弓上弦、刀出鞘的样子。随后出来一个军官,自我介绍是参谋,问我是哪一部分的,我说是国民二军第二师的,并把护照拿给他看。他转身进到里面,很快又出来,脸上也有了笑容,说:“请!请进!”我走进客房,房间摆着一些老式的硬木家具,椅子上铺着红垫子,墙上挂着一些字画。我还没有来得及欣赏,就进来一个30多岁的人,看肩章是个上校军官,那个参谋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参谋长。”我说:“好。”他说:“对不起,我以为你是农民自卫军的人。”我说:“农民自卫军,不是一支进步的军队吗?有什么不好?”
他说:“现在你们的岳督办有通令,要收缴这部分人的枪。”
我说:“这部分军队不管和国民二军有什么瓜葛,但也是一支反奉的军队,我们为什么不联合他们?”看到他不愿多讲,我继续说:“我那里有些朋友,我到那里看了看,他们的纪律很好,很有战斗力。”
他问:“他们有多少人?”
我说:“我才到,也不知道,在那方圆几十里,到处有他们的队伍,人枪是很不少的。”我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并说:“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我们一共3个人。”
他说:“打天津,你们那部分人很能打。”在整个国民第三军,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保定不是他们打下来的,而是奉军李景林怕被国民一、二两军包围,收缩兵力,自动撤军到天津附近的。我和他说:“你看,南面张宗昌要往北攻,张作霖在东北要往南打,吴佩孚和孙传芳也蠢蠢欲动,我们自己不能搞冲突,农民自卫军在你们南面,张宗昌部队往北进攻,他们可以抵挡一阵。”我反复陈说利害,他也是将信将疑。我看天不早了,就提出回去,那位参谋长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就上马回去,到了晚上回到了旧县镇。见到陈秀福,恰好张隐韬同志刚回来,就向他们汇报了一下盐山国民军的情况。看到他们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商议,我就先出来了。
一会儿,张隐韬同志找我去,他说给我拍了电报去,又立刻决定到天津去一趟。他说这次去,是和史可轩去联系,想把这部分部队合到他们那里去。史可轩在国民军中是算最进步的一个将领,在那个旅也有党的基础,不然,我们自己发展艰难,力量太小。说到和陈秀福不容易共事,张隐韬说是陈在弓富魁那里借了20多人,我们部队到南皮城时,陈秀福才赶来。对建立农民自卫军,他不大赞成。但他又在部队极力安插自己的势力,实在难办。
这支部队管理教育、组织仍是军阀队伍那一套,没有很好的政治工作,即没有树立为谁打仗的观念,也没有和群众直接联系起来。革命要搞武装,主要的是要有群众的基础,军队没有群众,即会孤立,如无源之水。他告诉我明天先把部队开到寨子,离这里只有18华里。接着他又和我详细谈了这支部队建立经过。
原来,我从河南奔赴天津不久,张隐韬就率领史可轩拨给的一部分人枪及陈秀福一部分人,乘火车北上,到石家庄藁城进行一次集结,有四五十人,30支枪,打着国军二军的旗号,向东经晋县、深县、武强、交河,一路招兵买马,收编散兵游勇,到泊镇时,队伍发展到四五百人。张隐韬在泊镇召开有当地群众参加的1000多人大会,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张隐韬任司令,陈秀福任副 司令。1925年12月初,张隐韬挥师东进,越过津浦铁路,占领南皮县城,收缴了守城警察、地方民团和地主们的枪支100多支。并向县长约法三章:一是供给军费,按月发足军饷;二是不准横征暴敛,取消苛捐杂税;三是打击侵犯农民利益的地主豪绅。可是陈秀福赶来调停说情,又把枪还给了他们。这是失策的一着。接着,自卫军又占领了盐山、庆云、乐陵北部,队伍发展到1200多人,成立了三个大队,一个50多人的手枪队,张隐韬命一大队镇守庆云,自己率二、三大队、骑兵队向西北进发,选择盐山南部、乐陵北部、沧县东南部、南皮东部、庆云西部这块“鸡鸣听三县,十里走五乡”的边界地带活动。经费由五县供给,每个战士一月一块银元津贴,与军阀士兵每月薪饷相比,少得可怜。但自卫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士气很高。1926年1月,农民自卫军在旧县镇驻扎,张隐韬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宣言,公开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士豪劣绅、维护农民利益的旗帜。宣言震动了北方各省。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下令通缉张隐韬,消灭自卫军。自卫军面临着重重困难。




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二)
第二天过午,农民自卫军庆云县大队也被调了过来。张隐韬告诉我,等他们吃完饭休息一下,就开往寨子。下午4点钟,我和张隐韬率领这个大队和骑兵特务队先头出发了。我和张隐韬并马走在队伍的后面,他给我介绍了特务队的队长。这是一个顶多有20来岁的白面书生。我怀疑他能不能带领50多个骑兵打仗。这是一个失误的事,以后造成灾难,特别是给张隐韬同志带来的灾难。天还没黑时,到了寨子,住进了一个大地主的房子。我和张隐韬安排好部队,就住在一间屋里,正谈着话,忽然一个警卫员进来说:
“国民第三军有一个班,来这里号房子。”
张隐韬同志说:“叫他们负责的来两个人。”警卫员出去,不大的功夫,两个军人进来,一个介绍是个排长,他说另一个是个班长。
隐韬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排长说:“我们队伍开来,对付山东张宗昌。”
隐韬又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来?”
排长说:“我们看好了房子,队伍就开来。”
等他们两个人出去后,张隐韬同志看起来很紧张。他说:“这显然是对付我们的,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我说:“队伍今天行军,已经有80里路了。从庆云县到旧县镇是60里路,旧县镇到这里是18里路,部队要好好休息一下。”
隐韬很坚决地说:“让他们休息两个钟头,再开往泊镇上火车去。”
我问:“为什么开到那里去?”
他说:“我已和史可轩说好,他们派人到泊镇来接。”
我知道从德州以北到杨柳青沿津浦铁路沿线,都是国民二军的部队。这时,我也没感到这里面有什么危险,觉着至少是友军,不晓得有什么变化。我也觉得这支部队转往泊镇和史可轩汇合是正确的。因为部队初建,不太能打大仗,又没有群众基础。虽然在这一带群众也作了一些宣传,群众印象还是好的,认为这是一支不扰民的部队,但也没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一个革命的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群众的基本利益,即工农的利益,远的近的都要考虑。
下半夜部队集合起来,张隐韬作了动员讲话,就出发了。天亮时,即将到南皮县城时,部队情绪高涨起来,认为进了城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但这时,打前站的两个骑兵跑来向张隐韬报告,南皮城门已关,不让进去。
隐韬同志问:“看到有什么队伍吗?”
他们答道:“没看到有什么队伍,只看到警察和民团。”
张隐韬沉思了一下,回头望我,想说什么,我把马赶上几步。
他说:“怎么办?你看怎么办?”
我说:“这一带都是平原,一点儿隐蔽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往前走,不能向后退,退也来不及了。”
隐韬说:“不能退,先到南关再说。”又走了半个多钟头,到了南关。虽然城墙上有几个警察,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敌意。就停住部队,放上警戒,在老乡家做了饭吃,然后部队合衣抱枪而卧。我和隐韬找了个地方,也不能休息,就派人去打听情况,结果没有打听到消息。到这时我们只是认为南皮城里捣鬼,可以不去理他,不进城,他们也不会主动进攻我们。于是决定队伍开到砖河车站,去上火车,直接开到杨柳青。这时已12点了,部队连吃饭和休息,一共有3个钟头了。张隐韬集合队伍,作动员,并介绍今后由我负责,他先走。他的话还没讲完,城墙上有人喊,要部队派个负责人到城门口去。警卫员告诉了张隐韬同志,他说:“格平你去看看。”我到了城门口,城门还是紧闭着,但城门有个很大的缝。我告诉里面的警察:“既然有人要谈话,开开城门。”
里面警察说:“你们隔着门讲吧,开门,我们负不了责任。”这时,我隔着门缝看到来的人,是史可轩的副官韩光琦,字威西。他以后成为杨虎城的军需处长、陕西省财政厅长、陕西银行行长,是杨虎城的亲信、大管家。
韩光琦对我说:“岳维峻下令要缴这部分农民自卫军的枪。”
我说:“我们已决定到砖河上火车。”
他说:“这里是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派来的20个骑兵,大概他们已经派人回去报告,很可能派部队来这里。”
我问:“这个旅,不是在德州一带吗?”
他说:“已经退下来了,你们赶快离开这里。”
我问:“史可轩的态度怎么样?”
他说:“他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相互道了声“再见”,我回到了部队,看到部队已整装待发,就把韩光琦的话告诉了张隐韬。他说:“只好按原计划走。你也没讲话。”我说:“别讲了,要走快走。”我们和部队一同向东北方向走,到了离南皮县城北约10华里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约有百十户人家,周围还有几个村子。我让部队稍停了一下,召集干部开了简单会,要他们注意西南方向,防止有敌人进攻我们。同时要大队和一个班骑兵直奔砖河走,其余特务队的骑兵跟着我。给张隐韬同志雇了一辆大车,带上一个警卫。离别之际,张隐韬很留恋,谈了又谈。我发现前面队伍已走四五华里,就说:“你快走吧,队伍和我们的距离太远,怕有什么事情发生。”张隐韬开始上车走,车很慢。我让他向北走,因为我的特务队在南面可以保护,当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南皮县城方面。我又找那位年轻的特务队长谈话,一提打仗,他有点儿不安。我心想怎么用这种人当队长?可能和陈秀福有什么关系,不然就是和张隐韬同志有什么关系。可见提拔干部,不从大局着想,不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态度。真正革命者就是要有马列主义理论素质,要有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牺牲的精神,这样的人才能把部队带起来。
春天的原野上,空旷无垠。我和特务队的战士骑马刚走了100多米,就听到北面约有四五里地的地方,传来阵阵枪声。我想这是敌人在南皮西边,斜插到我们部队前面去了。我喊了一声,马一溜横排散开,向北冲去。我们来到张隐韬同志的车前,他已下了车。这时,前面有十几个骑马的战士飞奔而来,慌慌张张地说:“敌人,后面跟来。”向后一看,果然有几十个敌人骑马追来。我命他们敌人到跟前再打,可这些骑兵特务队平时缺乏训练,而且谁也不听,胡乱放枪。可这位青年队长叫了声,“敌人赶来了”,别回马头向南跑了,其余的骑兵也跟着他跑了。
这时,张隐韬同志喊我:“格平给我留下一匹马。”我的马也跟他们向南跑了几步,才勒住。我说:“不行啦,你快到东南村去,我掩护。”敌人的几十名骑兵,已经冲上来了。我连开几枪,击毙了六七个敌人。我的马鞍子也被打坏,随即跳下马 ,看到隐韬同志已进入东面的村子,我就跑进原来出发的那个村子。村子南面有100多人的马队正向这个村子前进。我跳墙进了一家大院,看到枪里只有两粒子弹,就把它扔到水缸里。听到外面没有什么动静。我走了出来,我穿着便装,一副学生打扮,完全可以混出来。有人告诉我说,东村里有个长官,被人抓到了。我想可能是张隐韬同志,要赶快想办法救他。于是,沿着大路向东南奔去,路上遇到骑兵,他们也没盘问我。走了20多里,天快黑时,到了一个村庄,找了一个小店住下了。没有多大的功夫,有些老乡就问我:“你一定是从打仗那里来的。”我说:“你们说的不错。”就向他们介绍自卫军是为保护农民利益闹革命,而被土豪劣绅控告诬蔑,遭军阀部队围攻失败,大家听了很同情,也很惋惜。因为农民自卫军,过去也在这一带活动过。有的青年,盼着能参加这样的队伍。当晚就商议好,他们明天用一头毛驴送我去砖河车站,在砖河车站,我先给史可轩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又坐车赶到天津找到了史可轩,汇报了自卫军被“围剿”失败、张隐韬同志被抓的经过。史可轩立即给弓富魁写了一封信,措词很严厉,要求他不要加害张隐韬,要立即释放。我马上赶到车站,登上南下的火车。




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三)
我坐车下午到了泊镇,找到了弓富魁,把史可轩的信给了他。他看后,半天不语,我问他:“你看了信,怎么办?”他说:“他已死了!”
我急问:“他什么时候死的,你们把他弄死,这是个大问题。张隐韬是广东政府派来的代表。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刚接到信,说他死了。……,他们把他枪毙了。”
我真气急了,说:“你们昨天下午把他捉起来,到旧县镇,约有80华里。你这部队,一个上午能走80华里?”
他说:“昨天夜里去的。”
我想这里面有问题,就追问道:“我想这不会的,你应该立刻派骑兵前去制止。”
他说:“真是死了。”
我说:“是你下的命令。”
他说:“我没下命令,他们下面搞的。”
我又气愤地说:“这事,你有很大的责任,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张隐韬是共产党,你要知道,共产党是不好惹的。”
他说:“这是岳维峻下的命令。”他说出了他们杀害张隐韬的真情。弓富魁是山西省人,不久以后在河南省被吴佩孚打败,他把喝兵血弄来的钱做买卖,被进步力量抓住枪毙了。岳维峻帮助蒋介石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被红军捉住镇压了。这条可恶的走狗,得到了应有下场。
我在泊镇雇了一辆小轿车,到南皮县城东北出事的地方,调查了一下。当地老乡告诉我,那些军队没在附近的村庄停留就走了,不知向哪去了。我想他们是连夜走的。以后我才知道,农民自卫军后续部队,在寨子西面和弓富魁部遭遇,农民自卫军不敌,退到旧县镇。我赶紧回到天津把情况告诉了史可轩,并向天津党组织作了汇报。
回到天津不久,有几个农民自卫军的同志也回到了天津,详细向我汇报了自卫军失败和张隐韬同志牺牲的经过。那天,随大队在去砖河的路上,遭遇弓富魁一连骑兵、约两营步兵的截击,各连队自动散开进行迎击,大队长竟然在前头慌慌张张地阻拦,并带头缴械投降了。结果连以上的干部都被弓富魁下令枪毙了,连大队长——陈秀福的侄子也未剩下。敌人两个营押着张隐韬连夜往旧县镇赶。退回旧县镇去的农民自卫军骑兵特务队,经狄桥和寨子遭受敌人阻击,打了两仗,拂晓时才退回到了旧县镇,同陈秀福率领的二、三大队会合。
旧县镇,当时是沧(县)、南(皮)、盐(山)、乐(陵)4县共管的,有上千户人家的古老大村镇。西街隶属南皮县管辖,西门里有个小土围子据点,农民自卫军、三大队和骑兵特务队约500人就驻在这里。敌人最多有800多人,他们到后,开始向土围子上开枪,自卫军进行了还击。敌人见硬攻不行,就把五花大绑的张隐韬推到前面,让他喊话,要农民自卫军缴械投降,被他严辞拒绝,怒斥他们无理和反对最革命的友军。敌人厉声威胁道:“你不下命令叫他们投降,就枪毙你。”张隐韬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说:“你们要枪毙我,那好,我有个要求,把你们的部队集合起来,把附近的老百姓都找来,我有话要给他们讲,讲完后随你们的便!”敌营长照办了,召集来群众很多,连士兵都算上有几千人。张隐韬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慷慨陈词,讲了两个多小时。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新中国,才能从苦难中把劳苦大众解救出来,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又说到自己身世:“我是个梦生(即遗腹子),只有个母亲,在天津给人当奶妈子,苦巴苦结供我上学念书,长大成人后,让我为天下穷苦人办好事。”广大敌军士兵和群众听了无不感动得哀泣而流泪。张隐韬把刑场当讲坛,阐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教育士兵和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目的一是有力地驳斥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敌人胡说什么苏俄和共产党搞“共产共妻”的恶毒诬蔑和攻击;二是借以拖延时间,等待农民自卫军出击救援。自卫军战士要求去打,但副司令陈秀福不让打,说一打敌人即可枪毙张隐韬。当时部队的情绪是可以用的,一看自己司令被俘,大家气愤万分,如果农民自卫军进行突然袭击,抄敌后路,把人救下是有可能的。张隐韬讲完话后,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共产国际万岁!”“共产党万岁!”“农民自卫军万岁!”结果,不但敌人部队中没有人员来枪杀张隐韬同志,连那两位受命枪杀张隐韬同志的营长也下不了手。在这时部队中出来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张隐韬同志身后打了一枪。张隐韬,这位勇敢有为的优秀共产党员倒下了。时值1926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他年仅24岁。
面对此情此景,广大群众和敌人士兵明知杀他是不应该的,然而敢怒不敢言,惟有叹息和泣不成声的悲切而已。站在围子墙上的农民自卫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司令被敌人枪杀了,都气红了眼珠子。五六百人的农民自卫军队伍,陈秀福也控制不了了。广大农民自卫军士兵出于对陈秀福见死不救的气愤和悲观失望,喊声“不干了!”一呼百应,纷纷持枪离队,四散回家。陈秀福只带了庆云籍原民团改编进来的一小部分人回了庆云。我党历史上领导的一次较早的农民武装斗争就这样失败了。这支新生的津南农民自卫军就这样被国民二军扼杀在摇篮之中。
张隐韬创建和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北方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早期尝试,这支新型队伍尽管在津南大地消逝了,然而,为以后我党解决农民问题,为以后我党创建军队提供了可做“历史鉴镜”的经验教训。张隐韬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气节,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永远为沧州人们所自豪,鼓舞着广大革命人民前进。
张隐韬,原名张宝驹,1902年生于南皮县唐家务村。高小毕业后,到天津当了警察,参加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我革命的引路人,1922年9月介绍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冬,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东征。1925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到河南搞军运工作。我俩再次相逢。为配合国民军攻打奉军,我去天津,他回家乡,不料想牺牲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张隐韬牺牲后,乡亲把他的灵柩运回家,安葬在唐家务村南的窑地里。1984年6月,我专程回去拜谒烈士。我站在这位伟大烈士墓前,轻轻脱下帽子,恭恭敬敬连鞠三躬。尔后,我目视着这个小小的坟头,肃立良久、良久,眼泪不由盈满了眼眶,心里默默地说,隐韬同志,我的战友,你安息吧!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了。1985年,中共南皮县委、南皮县人民政府,把烈士遗骨移入南皮县烈士陵园,我为之题词“张隐韬烈士之墓”。我最亲密的战友——张隐韬同志,终于有了最圆满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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